树和黄水仙

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“文革”。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“文革”的堂堂共识，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——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，嫌太丰富：譬如汉娜?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，头头是道，以赛亚?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，尤其深广——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——在海德格尔、马丁·瓦尔泽、君特·格拉斯那里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，紧张而饱满……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，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，大有所隔。我读《古拉格群岛》和奥斯维辛的故事，无话可说，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，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“行政架构”和“专业景观”，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，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。如此看看，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，简直亿万活神仙。

而奥斯维辛与古拉格的罪孽，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，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——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，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，出发上路了：这伟大的民族真会“向前看”，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，供人瞻拜……中国人的不治而愈，不愈而活，耿介如西洋人，弄不懂的，类似的历史修辞，他们没有。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，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，自先秦到民国，经五四开裂，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，进入七十年代，行至终点，彻底溃灭了。

此后，种种“底线”的大规模丧失过程，于焉开始，直到现在。现在，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，已令世界瞠目，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教训与催逼，然而，图强求变的民族活力，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——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，淹在书肆里，六十年代、五十年代，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，如何打发？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，不追究前因的前因、后果的后果，我们活该世代幼稚——实在说，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，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，深藏而细腻，并抓住每一种理由，对内心说：忘却七十年代。

不是么？有关“文革”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，乖悖时宜，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，西装领带，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“文革”的发言。难怪，这类国家主义逻辑，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。